南方网讯 惟一敢称“全身都是宝”的动物,除了猪,还是猪。同样,《麦兜故事》这部以一只猪仔为主角的卡通片,也是当之无愧的“全身都是宝”:形象、故事、对白、配音、音乐……无一不惹人喜爱。“何以解忧,唯有麦兜”已成了我向朋友们推荐这部电影的广告词。
1月19号下午,在广州购书中心八楼,前来为他们第一次在内地出版的《麦兜麦唛系列漫画》进行签名售书活动的谢立文麦家碧夫妇被“隔离”开来,接受广州各媒体的“轮番轰炸”。
我要一个橙,你给了我一个果园
坐在我们面前的谢立文先生清秀隽淡,甚至还有点腼腆。也许是不太习惯接受这么多记者的采访,他显得有点疲惫。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谢先生你好,能否先谈谈创作麦唛麦兜的历史? 谢立文(以下简称谢):大概是80年代末开始吧,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其实一开始是写麦唛先的,写了麦唛几年,然后才写麦兜。那时是在香港的《明周刊》连载的“麦唛漫画”,跟着出书,后来再拍成电影。 记:你写的时候有人物原型的吗? 谢: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。有一个例外,就是麦兜的师父黎根,是真有这个人的,他也的确是教李丽珊滑浪风帆的人,但“抢包山”一事,则是我安在他身上的。当时我还怕他本人会有意见,可后来听人说,他很高兴,我也就放心了,呵呵。
记:香港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社会,反映在漫画上,西化的痕迹也很明显。近年更加受到日本和韩国漫画的冲击,所以,一直以来,香港漫画给人的印象总是很暴力、血腥。当时画麦唛麦兜是不是有过以温情抗击暴力的目的?这会不会成为香港本土漫画的主流? 谢:呵呵,从没有想过要反抗什么。在多元化的社会下,任何创作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和价值的,不需要用一样去反抗另一样。我觉得漫画这种形式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,所以我开始有一个打算,就是利用易接受的这种形式,表达我们对人生、对社会的一些思考,又比之小说散文更容易被读者理解。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多元化最明显的社会,你很难说什么会成为艺术的主流。 记:将漫画改编成电影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一种潮流,但在香港,目前为止还是《麦兜故事》最为成功,当年甚至还打败了技术上更胜一筹的《千与千寻》,在内地,麦兜也大受欢迎。我看过一些报道,好像你们当时是估计不到这个结果的是吧?你们自己觉得《麦兜故事》成功的原因是什么? 谢:其实我觉得,漫画也好电影也好,麦兜的成功不是因为温情,也不是一些评论家所讲的“励志”,而是因为它的幽默。香港跟内地不一样,认真的、深沉的、需要太多思考的东西不会有太多市场。香港大众更喜欢那些不用太需要去想这是在讲什么的东西,或许在一个高效率的社会里生活的人,都渴望简单一些吧。我们当时的确没想到电影会这么成功,那是因为拍电影跟坐在电脑前创作漫画完全不一样,它涉及到资金、技术等问题,而当时我们第一次拍,这两方面都很不足。因为我们本身不是电影圈的,在香港拍电影颇是有些规矩,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兜故事取得那么大的成功,我自己都是很惊奇的。 记:第一次就这么成功,有没有准备再拍? 谢:我又写了一个新的,叫做《菠萝油王子》,要拍的,估计今年圣诞可以拍成。这是一个新的故事,故事的主角还是麦兜。 记:难怪你在《麦兜·尿水遥遥》里面写了:“我要一个橙/你给了我一个果园”。在书中,像这样优美的文字还有不少,我知道你是读理科出身的,在写麦唛麦兜之前搞过文学创作吗? 谢:没有。其实我的汉语水平很差的,你仔细读完后就会发现,我用来用去也就那么几个词,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字,文字看起来实在很简单。有人问到修辞啊之类的问题,我实在无法回答,有的人喜欢写作的时候用上很多形容词,这些我都不懂的。 记:麦兜故事在香港发行的时候是不是全是粤语版的?现在在内地出版的是“翻译”过来的吗? 谢:嗯,在香港有一部分是用粤语的吧,在香港是很夸张的,比如你可以看到香港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用白话的。我并不反对用方言来写,方言自然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比如王朔写小说,如果不是用北京方言来写,效果就没有了。这次在大陆发行的这套麦兜麦唛故事有少量的翻译吧,语言上稍稍做了一些改动,大部分还是保留。因为有些东西根本就译不出来,比如粤语里有入声字,普通话又没有,所以有些用粤语念会平仄的歌谣,翻译成普通话后就不押韵了,这样幽默效果就显示不出来了。(编辑:一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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