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网讯　　 《大学线》和主流传媒的报道，与之后的“澄清报道”，于我看来本质一样。问题不是里面的甚么人说甚么（这个反而很次要），或者何者更加接近真实，或者我同意何者所说。反而是：两篇报道都是写给个别读者群看的，于是乎各家自说自话，“各取所需”，眼中读到的讯息都是个别读者群希望得到的讯息。

　　所以，读到《太阳报》转载报道的“顺嫂”（注：文中指的是家长阶层），以至“明光社干事”（注：“明光社”：香港社工组织）阅读这个报道后，就“自然地”读到他们想要的讯息（阅读漫画有害）；读到“澄清报道”的各方动漫画好友，就“自然地”会得到“沉冤得雪”的感觉（指出给人断章取义）。

　　两篇“报道”也是老早就build-in（建立）了一套价值观（分别只是主流的与个别群体的），各自用各自的方法演绎与引用权威，各自用各自的文化框架写给各自各的群体看。

　　事态之严重性是：

　　一、整个本地BL现象仍然是扑朔迷离，更不用谈对日本情况的了解。这与原初报道的目的已经相去甚远；

　　二、这不是有没有实际研究的问题──不见得之后可预期的反响里，会有甚么有系统的“实证研究”；这不单是就资源而言，也是就方法论上而言，这类次文化小众研究，本来就很难有问卷一类的系统量化调查；而interview（访问）一类的质性研究就只会强化研究者想达到的价值观，很难claim（要求、声称）有甚么客观性可言。对，次文化研究从来很难做也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完美的；

　　三、这不是有没有断章取义的问题──我不会天真地相信记者与报纸是有所谓的中立性的，或者有人竟能用几页纸纪录30分钟的说话的可能性；

　　四、伦理问题依然悬空：看“这类”漫画有没有/有甚么道德风险？如何可以避免？

　　五、这里的问题是，似乎是──老套地说──整个香港文化的问题，即，我们沟通的方法以至思想框架从来没有跳出香港传媒的控制之内。